财税法治：新一轮改革的“牛鼻子”

　　其中，财税体制改革上行承接国家宏观运行、下行对接公民基本权利，又因其温和、可操作的改革路径，成为新一轮改革中的“牛鼻子”。

　　“财税改革本质上改的是国家和纳税人关系;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的关系;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的关系，这三个关系归根到底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。”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、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教授接受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专访时说。

　　推动财税体制改革，如房产税扩大试点、三公经费、预决算公开、税权收归人大、预算法修改等各类改革深水区的问题都呈现出盘根错节、彼此牵制的困境。财税法治成为各个力量理性较量的必然选择。

　　税法改革方向

　　“财税制度过去过分强调宏观调控。财税法本身是公共财产的问题，涉及如何保护公共财产。通俗的说法是公款如何收、支、用。”刘剑文认为，从法治视角看，财税制度不仅具有调控经济、组织分配的工具性功能，更是借助财政制度的收、支、用，推动了财产权利与财政权力的协调和均衡，尤其是可以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私权利免受公权力的随意侵扰。

　　在这个意义上看，财税制度最本质的功能是组织收入、分配财产。也就是收入分配制度。宏观调控只是财税制度的辅助功能，当下却成为其主要功能，这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。

　　财税制度如何推动市场化程度的加深，刘剑文认为，可分解为两个角度理解：税收法治推动市场化程度的深入与财税制度本身如何能够适用市场。

　　以房地产市场价格为例，房价是市场问题，让市场自身解决。政府惯于并善于用行政主导的方式，正基于此，十八大提出要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”。刘剑文表示，中国的经济改革，特别是财税改革要有“三维思维”：

　　首先是行政思维，就是我们强调的政府。其次是法律思维，改革触动的是利益关系，这需要用法律来规范。第三也是最高的层面即宪法层面。财税改革要解决的是国家和纳税人的关系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、立法和行政的关系。这些关系的解决都要回归到宪法的层面来解决。

　　刘剑文支持立法部门主导的房产税改革。他认为，由行政主导的房产税改革试点并未取得预期效果。运用行政手段很可能会造成两个后果，其一，效果不好，民众不理解不接受，行政方式已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代价。其二，很多人对合法性提出质疑。

　　改革，强调的是协同。财税改革要放在整个改革中来看待。财政制度改革不仅是经济问题，也是政治问题、社会问题，更是法律问题。

　　关于未来税法改革的方向，刘剑文认为有以下几点：

　　首先是市场化趋势：税收立法与改革开放本身就同步进行。在改革开放之初，为了配合吸引外资，确立对外商企业征税的依据，于1980、1981年先后制定了《个人所得税法》、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》等税法。

　　在当下，税法同样要适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，为所有的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，要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，比如，哪些是国家做的事情，哪些是企业的事情;财政制度和改革如何发挥作用;纳税人增税的边界何在;如何能够推动市场化程度的加深;如何更好保护市场主体的权益等。

　　其次是国际化趋势，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资金、贸易的自由流动，这需要税法作出针对性调整，从而维护国家和国民的合法权益。

　　再次是法制化趋势，法治强调秩序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，依照法律形成纳税人、国家与纳税机关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，依法征税、依法纳税，最终实现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消费，税收法治也就将成为构建法制社会的突破口。